狗仔队：新型的“特种部队”

“狗仔队”，一个从名称上就被贬低了的特殊群体，指一些专门跟踪知名人士，例如艺人、政治人物、皇室成员、体育明星等的记者。

近日，香港特区政府法律改革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《私隐权：规管秘密监察》的报告。报告建议， 订立刑事罪行，禁止任何人入侵私人地方秘密监察或偷听，以及在私人地方内外，利用器材取得个人资料。报告发布后立即在本地演艺界引起巨大回响，许多被“狗仔队”偷拍过的艺人都站出来表示赞成，香港演艺人协会更要为此发起大游行，强烈支持这项立法。

一直以来，香港“狗仔队”的臭名远扬指数都稳稳地排在亚洲首位，被他们搅和下的香港娱乐界也异常纷繁。那么，到底这个群体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？“狗仔”生涯如何？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两位香港知名八卦媒体《东周刊》及《太阳报》的“狗仔”记者，为大家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。

“狗仔队”无法无天

为了赚钱，法律和道德都放一边

在法律出台之前，香港社会对“狗仔队”的谴责大都只能停留在道德层面，而事实上，这种谴责对“狗仔队”根本起不到任何道德约束。“如果抱这样的看法(指偷拍受道德谴责)，我们基本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‘狗仔队’了。”在《东周刊》工作的“狗仔”记者L先生对记者说，他认为，他作“狗仔队”只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工作而已。而在绝大多数“狗仔记者”看来， “艺人进入娱乐圈前，本就应该已做好接受被偷拍的准备，来适应这种游戏规则。”

“狗仔队”的视野往往多聚焦在娱乐界，所以，在他们中间有种不成文的共识：娱乐记者不等同于时事记者。“用时事新闻记者的道德守则来看待娱乐记者本来就不公平，因为两者的采访对象和采访重点截然不同。”

道德约束不了“狗仔队”，法律可以吗？如果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日前提交的报告通过，今后香港“狗仔队”再有偷拍行为，就会构成刑事罪行。舆论认为，这对靠偷拍维生的香港“狗仔队”来说，无疑是当头棒喝。但是，在犯罪与挣钱之间，“狗仔队”显然趋向于后者。

“肯定没有用！因为报馆和杂志社最重视销量，例如最近有杂志偷拍了歌手侧田的‘秃头’照片，虽然社会上的民意普遍谴责杂志社的这种偷拍行为，但其实谴责的市民大部分都是该杂志的忠实‘粉丝’(支持者)，他们在责骂之后仍然会继续购买这本杂志。所以，只要有销量，只要有钱赚，我们就无所谓了！”《太阳报》的“狗仔”Z先生不屑地说着。

到底是什么吸引“狗仔队”不惜触犯法律？“很简单，因为‘狗仔队’薪酬相对普通娱乐记者或新闻记者要高很多。”Z先生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。他介绍说，在香港一般新入行的记者月薪大多在8000至10000元(指港币，下同)间，但“狗仔队”的收入至少也要1.5万元，有的甚至一个月能拿到3万元。

“狗仔队”武艺高强

要有“飞车”本领，经常改头换面

月薪3万的高薪水毕竟不是白拿的，谈到自己的“狗仔队”资历时，L先生的言语中透露着自豪与些许无奈。据他介绍，香港各家报社或周刊聘用“狗仔队”基本不用新人，只有在娱乐界有3年以上记者经验的人，才有可能入选。而上述的诱人薪水也并非每个“狗仔”都能拿到，要视每人的经验和业绩而定。

“要吃这口饭不容易，除了要有一定采访经验外，还必须具备熟练的驾驶技术，并有‘飞车’的本领。”L先生继续介绍着：“而最重要的恐怕是我们的心理上没有道德包袱，不管发生任何情况，例如遇到艺人喝骂或者哭泣，都可以毫不犹疑地按下快门，拍下最精彩的照片。”

跟其他记者一样，“狗仔队”每天出发前都会先检查器材和车辆，这里所说的“器材”当然是“狗仔队”的特殊器材：除了要带长短镜头和大型相机外，也需要带上微型数码相机和手提摄录机，以方便近距离偷拍。L先生还介绍说：“不显眼的外套、鸭舌帽和墨镜是必不可少的，我们还会多带几套衣服，甚至是假发套，这可在必要时简单改换装扮。”

正如普通记者寻找新闻话题一样，如何确定跟拍目标也是“狗仔队”面临的一大问题。据Z先生介绍，他们除了有线人报料外，娱乐版编辑部每周都会开会制定采访目标。此外，“狗仔队”还会把目光锁定在近期绯闻比较多的艺人身上，在没有线人的情况下，他们常用的办法只有“守株待兔”了，深圳新闻网，或去一些艺人常喜欢去的跑马地住宅区和玩乐热点兰桂芳等地，主动捕捉“猎物”。

拼抢独家新闻一直是“狗仔队”工作的最高原则。随着愈来愈多报社和杂志社成立了“狗仔队”，要做到独家，“狗仔队”的嗅觉也要伸出香港了。为了抢到第一手消息，报社会在得知艺人出境的消息后，立即派“狗仔队”到海外追访，而且尽可能安排与目标同乘一趟班机。“飞机上的机会是绝好的。譬如梁朝伟和刘嘉玲外游就被我们屡屡拍到，‘肥姐’沈殿霞的女儿郑欣宜去加拿大入学的消息也被我拍到过！”谈到自己曾经的“战功”，L先生颇为自豪。

“狗仔队”也有苦闷

要不是为了挣钱，没人愿意干这一行

独家新闻的背后也有着“狗仔队”的无奈。Z先生说：“比去追艺人更辛苦的，反倒是等艺人。你要知道，在艺人住宅外一连十几个小时守候可不是好差事，好的时候可以坐在车里，不好的时候我要到对面的高楼顶上爬着。这其间既不能看书又不能打游戏机，因为视线只要离开住宅大门，就有可能放走机会，这十几个小时就白等了！”

不过，肉体上的疲累有时还不及心理上的难受。“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次跟踪的题目太过无聊，可能是去偷看艺人今晚在家做什么吃的，喝什么牌子的饮料，也可能去问他刚付过钱的服务员，他用什么型号的安全套。而且毕竟‘狗仔队’在社会上的名声不大好，我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我是做‘狗仔队’的，言语间有意无意也会有点嘲讽，在这种情况下会感到非常难受……”刚才还神气十足的L先生话毕，记者竟能从他的眼中读到一丝伤感。

停了好一会，L先生继续他的话题：“毕竟有谁喜欢日夜等待，又要遭人白眼，所以几乎没有‘狗仔’喜欢自己的工作，不过大家都视之为挣钱的快捷方式而已。你可以想象，‘狗仔’工作要求体力化和分秒必争的危机意识，接近40岁便不太可能在前线当‘狗仔’了，所以大家都只希望趁年轻力壮多挣些钱，为日后的生活作打算。”

谈到这里，L先生的话匣子好像一下被打开了，似乎这些工作苦水他从没有机会向外倒过一样。“现在当‘狗仔队’比以前可困难多了，因为不少艺人都已经身经百战，比以前更懂得防范。如过去‘狗仔’都会记下艺人的车辆型号、颜色和车牌号码以方便跟踪，但现在艺人会经常转换车辆款式和车牌，甚至有的艺人助手还会反过来记下‘狗仔’的车牌资料。所以，这几年‘狗仔队’都转而租车，不再用公司车了。租车就必定带来费用，如果这次偷拍不成功，费用就只能由我们自己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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